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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宪法工作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制度上要构建宪法工作体系，必须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宪法工作领导体制机制，而这一领导体制机制的建立只有加强执政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实现。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审查个案，从目前公开可见的案例材料看则采用了多层次的论证结构，司法三段论论证逻辑以完整或碎片化的方式被包含在整体论证结构中。[12]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55]尽管其中有多少件是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建议目前没有精确数据公布，但是合理的猜测是其中包涵了一定数量的合宪性审查建议要求，[56]因为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举例说明了合宪性审查的有关情况。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使它成为主权者意志的最高法律表现，主权者在宪法秩序框架下继续进行国家建设时，拥有宪法规范依据本身就意味着具有正当性。如对于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说明在宪法说理部分论证指出，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活动对于切实彰显宪法精神，增强全民宪法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大量的宪法争议可以诉诸于民主政治程序和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来解决。[62]参见郑磊：《备案审查报告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132页。

这从2020年备案审查报告首次单列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可以充分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列举引发的宪法研究话题甚至更为多样，有学者指出合宪性与涉宪性如何区分？宪法判断形态、宪法依据援引形态背后的原理和技术如何？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如何定位？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如何呈现？[62]如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能够形成宪法实施的领域自觉，主动将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宪法实施与宪法争议解决领域的宪法实施分离开来，并加快为宪法争议解决设计合理的程序机制和宪法解释规则，那么合宪性判断功能就能够凸显出来，从而既不会也不能被其他功能所替代和遮蔽。作为制度要素的宪法在功能上具有开放性。[30]政治中的激情与意见紧密相关，并可能表现于诸多场合，例如一院制而人数众多的议会（众议院）就容易纵容激情，削弱智慧和审慎，众议院的较短任期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

个人会因自利而腐败，州议会也会被党争风气腐化——这也正是制宪会议把批准宪法的权力交给临时组成的各州人民大会而不是常设性州议会的原因。在他朴素、冷峻、深刻的思想中，有的是高尚的政治理想、对人性的洞察入微、对规则的审慎选择，却没有经济学分析工具常有的机械和市侩气。[28]同上注，第321页（第63篇）。他应当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宪法哲学家和政治工程师来对待。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对上述理解做进一步的阐释。该书旨在为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草案做全面的辩护，其85篇文论出自三位杰出的作者之手——麦迪逊、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杰伊（John Jay），发表时共同署名普布利乌斯（Publius）。

[40]参见[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麦迪逊要做的则是为两年制任期辩护：不能再短了，否则无以使众议员积累足够的立法经验。[25]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265页（第51篇）。[32]同上注，第46页（第10篇）。

共有六个组织单位：联邦、州、众议院、参议院、总统、法院。例如，大州和小州、农业州和商业州、北方州和南方州，如同利益相异的个人那样，因为受不同利益和情感驱策而采用不同的立法和政策。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评价说，普布利乌斯的品质完全适合当时的形势，并完美无缺地代表了《联邦党人（文集）》的观点，三位作者借用此笔名以广大民众所不具备的能力和知识，向人民介绍宪法，一个能够得以持续并能够建立共和国的宪法[49]。[59]共和政体关注公共利益。

也有学者认为，麦迪逊的思想在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之间的流转，可能受到了苏格兰思想家的影响。[13]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264页（第51篇）。

所有这些，为立宪制度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提供了空间。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而没有一定的条理和稳定性，也就不值得真正受人尊重。See James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 24 October 1787, in Jack Rakove ed., James Madison:Writings, Literary of America,1999, p.151.[73]See James Madison,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4 Vols, Philadelphia,1867, p.325—326.[74]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318页（第62篇）。[65]罗尔斯认为，霍布斯在论述时常常显得自己好像是一名基督教信徒。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是从属于其政治学的，认为最高的美德只能属于少数人。张灏先生就认为，麦迪逊是《联邦党人文集》（下文简称《文集》）三位作者中秉持人性幽暗意识最明显的一位。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城邦的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等不同阶层设定了不同的美德，一个阶层的美德不可能由另一个阶层来证明。

豁免于阶级思维的困扰，才能在立宪层面公正地对待个人和群体。正是这一点使麦迪逊对宪法的理性设计寄予厚望，而不是像性恶论者那样愤世嫉俗地把秩序和稳定寄望于强力和专断。

亚当·斯密说过，面包师对利润的渴望激励他努力工作，这增进了社会的福利。而且从根源上说，激情与党争终归是政治自由的产物。

麦迪逊眼中的代议制，不仅是为适应广土众民的现实而采用的权宜办法，其自身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优点，那就是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55]。综上所述，麦迪逊对国家长治久安利益的追求、对阶级立法的否定、对宗教的世俗看法，为阐述新的人性观和宪法理论铺平了道路。

[14]同上注，第46页（第10篇）。这样的话，制定宪法规则也需要基于某种对人性的一般假定，这样才能判断如何激励公职人员追求公益、抑制自利。制衡机制构建了复杂的组织间关系，但这不是对权力所代表的公共职能的不信任和限制，而是基于对履行公共职能的个人的不信任。[10]立宪设计立基于对人性的洞察。

[81]众议院在所有机构中人数最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要体现民意代表性。关键词: 麦迪逊 联邦党人 人性 美德 宪法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

麦迪逊对建立一个强有力联邦的热忱，使得他对所有可能危及联邦权威的措施保持警惕。麦迪逊眼中的人是拥有不同的激情、利益、意见的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作为某种理论建构之逻辑起点、有着单一特征的人。

他说：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这种机械论和市侩气在麦迪逊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与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更为接近：政治程序的核心是对共同幸福公开的理论的讨论，而不是根据对个人偏好的孤立选择。

最有效的一种是任期上的限制，以便保持对人民的适当责任[76]。而且，宪法未对任何部门设定连任的限制，法官只要行为正当还可终身任职，对行政首脑（总统）最初也是没有连任限制的。与现代多元论者不同，麦迪逊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全体成员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总体要大于部分的总和，因为整体拥有或者意图拥有部分所不具有的永久利益[60]。但是笔者认为，至少麦迪逊思想中的基督教成分并不明显，这一点倒与霍布斯有共同之处。

[72]同上注，第48页（第10篇）。这反映了麦迪逊对普遍的激情与私利的担忧，因而他认为代表不能只是选民中多元利益的镜像或传声筒，否则，代表只能机械地对选民压力做出反应。

麦迪逊的人性观与他的宪法理论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他肯定人性的美德，所以大胆赋予政府以权威，他也理解人性的缺陷，但不用牺牲自由来消除它，而是专注于通过审慎的制度设计来适应和利用它，这未尝不是一种智识上的从容和勇敢。但他又把每个组织当成人格化的主体来对待。

出于《文集》写作分工的原因，这里我们只以麦迪逊所负责的立法机关部分作为说明。[17]见前注[11]，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书，第797页。